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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李说，他真的受不了上海陆家嘴的生活了。

十多年前，当“大李”还只是“小李”的时候。

来悉尼前曾在一家中资资管公司上班的他，回忆当时同事间闲下来的时候，就坐着聊天开始盘对方的底，“哎，小李你今天带的表不错啊。”

“还好，五万多吧。” 

“那你这表挑得有水平，毕竟是不能比我们经理那只八万多的贵嘛。”

事实上，似乎对于许多出没在陆家嘴的男子来说，衬衫袖子永远不会嫌短，且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卡在半截手腕的“关键部位”——或许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新裁缝。

大李早年间来悉尼留学，又自嘲以“金融民工”的身份在陆家嘴待了几年，最后还是颠颠地回了悉尼。

而对于前阵子引起热议的码农“996”工作日常，大李心生感慨，想着可能是现在时代变了：

毕竟自己当年，每天基本工作12个小时一周七天，一半时间是在出差，还得时时刻刻怀揣着KPI的压力。

眼看着公司年薪400万（港币）的高管离职了，某某董事会女秘书又和银行行长好上了、最后东窗事发拿了100万（人民币）“分手费”；

可自己却在三十多岁的“中年危机”降临时，仍然徘徊在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，年终奖还只有20万（人民币）——连买辆凯迪拉克都不够。

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大李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了悉尼。

现在的他，也终于如愿以偿地过上了4：30pm就可以下班回家岁月静好的生活。

澳大利亚的金融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段在解除管制后疯狂扩张的阶段，在90年代保持了继续增长，步伐也逐渐与世界金融市场更加一致。

1995年，澳洲证券交易所的营业额达到创纪录的1330亿澳元，即每天5亿澳元，这是三年前水平的两倍有余；1995年底的总市值为5460亿澳元，是十年前的5倍有余。

澳洲金融市场的繁荣，使许多人都踏入了这个行业，那时刚从中国来到澳洲不久的John就是其中之一。

“其实在澳洲有很多华人在做这行。只是入门很容易，生存却很难。”

这些年，他见到有人成为了亿万富翁功成身退，选择在某个东南亚小岛上安享余生；也有坊间传奇王牌基金经理，却因某次判断失误遇上暴雷而再难翻身。

已在悉尼做了近三十年的财富顾问的他，按照他的原话说，等做到他这个年龄，其实对名利早已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了。

这期间，虽然换过三家不同的公司，但反正做这行的，走了客户也跟着走。其中有不少老客户，跟了他十来年。

说实话，其实本来John约了我8：30am吃早饭——这其实也是身边金融男女的一般作息习惯。只是我家地处偏僻，虽然也在悉尼，但每次去市区就好像从上海闵行区到陆家嘴的距离一样，于是我们就改到了下午见面。

John当日的穿搭示意图 （图文无关）

见面时，他穿着一身休闲的衬衫毛衣与牛仔裤，只是在发型上看得出是精心打理过。

而当我了他为什么今天穿得这么随意的困惑时，他反而笑着卖起了关子：你知道我办公室的抽屉里都装了什么吗？

不过他倒是痛快地揭开了谜底：

一套全套的西服，一件衬衫，一双鞋子，几条领带，几对袖扣。

袖扣对于男人来说，可能就好像是耳环对于女人（图文无关）

他表示，其实这还要感谢当初硅谷发起的“Casual Friday”（周五随意穿搭），现在大家基本穿得都比较随意，也没人打领带。就是见客户的时候，可能还需要正式打扮一下。

当然，我还是八卦问了John悉尼的同事会不会像陆家嘴的一样，盘问他戴什么表花多少钱买的。

他云淡风轻地笑了笑：“不会。”

他补充，如果说非要有什么Old School悉尼金融男们的“标配”，那可能就是一双鞋、一支笔。

鞋就一双澳洲百年老牌R.M.Williams的靴子，由于经常需要到处跑见客户，所以穿得舒服非常重要，他说他穿着的那双甚至已经送去换过几次鞋底，但是鞋面却仍然完好且越穿越软；

笔则是一支MontBlanc的笔，给客户拿来签字行云流水。

越来越年轻化的Montblanc也开始紧跟时尚潮流，这款是与潮牌vetement的联名款，加上税约2200澳元 / 来源：The List

“只是现在也都是电子签名了。我抽屉里原先放着好几支，如今早都荒废了。” 

John感叹道，他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化。

随着证券交易逐渐开始走向电子化，曾经人头攒动的交易大厅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缩影。在证券交易自动交易系统（简称：SEATS）登陆澳洲三年以后，澳交所交易大厅在1990年正式关闭。

与时俱进的电脑技术，最终取代了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“黑板粉笔”交易大厅时代。

1987年10月20日开盘前布里斯班证券交易所(Brisbane Stock Exchange)交易大厅里的寂静 / 来源：couriermail

1997年SEATS 97系统的推广，则使股票经纪人能够进入他们自己的交易系统，并允许其在国际上以及在澳大利亚各地访问，使订单和交易确认在客户之间的流动实现了自动化。

John在当年亲眼见证了这个巨大的改变。他说，“原来公司都是一张张长条桌子，桌子上放满了电脑，电脑前坐满了人。那时做了什么交易都是喊出来的，周围每个人都听得一清二楚。”

（图文无关） / 来源：GlassDoor

他对此有些心生感慨，“再之后，有些同事就消失了——反正在家或咖啡馆都能远程工作，现在有人可能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吧。”

他说起当年公司最忙碌的时候，座机上十条电话线都是满线，闹心的是这端一个2000澳元业务的客户偏偏问题问个不停，另外一端有个20万的大客户还在电话那端等着。客户虽小，却不敢得罪，只得好声好气地说麻烦您再等等，按了Hold这才可以稍稍脱身处理大客户的事。

John说自己还得感谢互联网的进步。

虽然这些变化，使他需要适应新的操作方式，也需要适应市场上散户给市场上带来更大的流动性，但同时这也大大提高了他的效率，也节省下了许多原本“吃力不讨好”的精力。

再遇到一些资金量比较小的客户，他就婉言拒绝并推荐对方去在线平台，操作简单收费率也低——毕竟这笔资金在他这儿有可能赚来的几百块，或许还比不上付给他的咨询费贵。

他指出，澳大利亚的监管机构其实决定了这个市场的秩序与环境，因此虽然在澳洲金融业丑闻也有，但相对中国国内还是好多了——在这点上，身在澳洲的投资者就幸运多了。

John一脸正经地表示，他其实现在都理解不了中国的“非法融资”是什么意思，“融资就融资好了，为什么说是非法”。

他补充，陆家嘴的一些“歪风邪气”其实说到底，都是被东南亚、香港、台湾的证券市场从业人士“带偏”的。

而对于我本来想象中澳洲金融圈“声色犬马”的生活，他自嘲自己其实早已进入了“半退休”的生活轨迹：

一般早上7点半到公司看一看新闻，9点左右晨会，给客户打几个电话，10点开盘4点收盘，基本停盘后就回家了，有什么事也会留到次日再处理。

他说起其实当年也曾有过上班下班天天泡在酒吧的生活，不过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沉淀下来，有了孩子以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
上一次见到John的时候还是在几个月前的一个公司酒会，那天他喝了两杯红酒之后就匆匆告辞回了家。他看见我杯子里的香槟，颇有些大智若愚地说道:

“可能你还没有到可以真正品味红酒的年龄。”

John说以前也曾经每天都会和同事去Establishment Bar喝几杯/ 来源：Urban List

虽然也时不时会听到一些桃色新闻，他倒对此看得比较透彻，“倒也不一定就是出轨——只是做这行的，往往聚少离多，时间都花在工作上，另一半自然会不满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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